火车票定价那点事儿

  说火车票之前，我们得说说发泡餐具。14年禁止一朝解，可公众还没能搞清楚为什么。《京华时报》试图为发泡餐具的解禁找到原因，该报记者近日从知情人士处获得了一份由塑料企业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公关合同”。合同约定由律所负责与有关部门沟通，加快推进发泡餐具的解禁进程。公关费用为450万元，由广东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联合体（共10家塑料企业）支付。

  原来如此，《济南时报》表达了自己的恍然大悟。不过面对网友“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评论作者还是认为没必要说得如此难听。市场经济下，企业花钱雇人到政府部门去游说公关，原本就很正常的事，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得有人给消费者说话，也得有人为环境公益说话。有关方面以一些其他几个国家都在用发泡餐具来为发泡餐具辩护。不过，美国的回收率只有25%，而且有完整的回收产业链存在，我们回收产业链有没有尚存疑，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恐怕也有待提升，并且我们有13亿人口，大量用发泡餐盒会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实在难以估量。

  《齐鲁晚报》同样关注了这一事件，认为发泡餐具为何解禁还需多解释。作者在评论中说，14年前，有关方面之所以对发泡餐具发出禁令，其理由是发泡餐具在生产环节使用发泡剂，会破坏大气臭氧层，在使用环节也易产生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使用后难以降解又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回收和处理难度很大。正是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这些年来很多消费者自觉地了廉价的发泡餐具。而现在有关方面又摆出了几条解禁的理由，当初触目惊心的问题似乎都不成问题了，使用发泡餐具反而成了节约世界资源的行为。不可否认，科技在进步，社会环境也已发生了变化。但是，主管部门在发泡餐具的使用上可以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公众很难做到“脑筋急转弯”。

  需要探讨和解释的，并还有火车票的票价问题。当有关方面强调铁路总公司对火车票价调整有一定自主权的时候，《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宕开一笔说起了油价。文章说，强调市场化的桥段看着太过眼熟，只因是“两桶油”上演了多年的戏码。脱胎于特殊部门的央企与政府有天生的亲缘关系，本身就是利益共同体，政府定价也必然是维护厂商利益，“成本+利润”的油价定价机制正是最佳例证，所以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油价多年来涨多跌少、频频与国际油价背道而驰，甚是诡异却谁也无能为力。若垄断状况维持，难保铁路总公司不会成为下一个“两桶油”，而火车票价则成为下一个令人头痛却永远看不懂的油价。

  发表在《新京报》上的评论认为火车票定价是一个两难问题，既要政企分开，让铁路走向市场化，又要对新的“铁老大”有所约束；既要对火车票定价权有所约束，不能让国民福利降低，尤其是伤害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又不能因为管得太死，而令公司经营缺乏弹性。现在，民众对此也非常困惑，有关方面还需要尽快出台一个相对明确而完善的方案，系统地给民众解惑释疑。这个方案应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火车票调价应该遵循怎样的定价机制及程序？其次，管理公司实质上拥有多大的自主定价空间？最后一个问题是，政府要不要补贴公司，每年补贴多少，也应该有明确规划。

  有争论，说明人们不放心。那么，如何让人们对火车票的定价放心？《京华时报》给出的答案是，首先要去除行政职能附加在火车票中的溢价。如果火车票价中无需包含行政成本，而能专注于市场供需，那么票价就可以更具合理性。还要建立起更合理的市场机制。比如铁路运营和建设部分能否进一步拆分，以避免建设金钱上的压力冲击票价？原各铁路分局能否发育成一个个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让票价在不同路段、不同时间实现双向浮动？外来资金能否与铁路总公司竞争？如果能出现这样的全方位竞争局面，在乘客选择权加大后，票价上浮就会得到一定效果遏制，即使上涨也有高压线。

  在火车票价这种大热的话题之外，舆论保持了问题感的广谱性，使得更多细微消息进入评论的视野。《南方日报》的评论注意到周正龙又在找老虎，甚至动用了数十台红外动感照相机和摄像机，周正龙何以至此？文章认为，恐怕因为他身后猫着一群人，而且，他们各自都在拨弄各自的算盘，周正龙只是算盘上的一粒珠子罢了。被当了珠子来盘算的，可能还有一群大学生。新闻媒体报道，在一年时间里，有2万多名武汉大学生办理了担保服务，额度超过1.6亿元，而用途大多是买“苹果”等电子科技类产品。《长江日报》发表评论认为，这种引诱学生贷款买“苹果”的做法应该叫停。